“现在我说得简短些吧，这种荒谬绝伦、不近情理的事情，我在绝望之中竟然尝试了好几个月。为了不至于完全发疯，或者陷入智力完全衰竭的境地，我除了去干这种逆情悖理的事情之外，别无其他选择。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方我和白方我，免得被我身边的一片可怕的虚无所压垮。”

B博士说到这里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，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。他似乎想要使劲把一种使人不愉快的回忆强压下去。他的左嘴角出现了那个奇怪的抽搐，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。然后他在躺椅里又直起身子来。

“好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希望我已经把一切都跟您解释得相当清楚了。可是遗憾的是，我自己也没把握，是否能把以后发生的事也同样清楚地说给您听。因为这种新的活动，要求脑子无保留地紧张起来，这就使它不能同时进行任何自我控制。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，按照我的意见，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，这根本是胡闹。但是如果面前真有一个棋盘，那么干这种荒谬绝顶的事至少还有最低限度的一点机会，因为这个棋盘本身总还允许你有一定的距离，产生一种物质上互相隔离的感觉。如果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面，上面摆着真正的棋子，你至少可以安排一些时间来进行思考，你的身体可以一会儿坐在桌子的这一边，一会儿坐在桌子的那一边，以便时而从黑方的立场上，时而从白方的立场上来观察局势。但是，像我这样被迫把这些我自己反对我自己的鏖战，或者您愿意这么说的话，我自己和我自己进行的鏖战，反射到我脑子里想像的空间中去，我也就被迫在我的脑海里，把六十四个格子里的每一步棋走过之后的棋势清清楚楚地抓住，而且除此之外，不仅把暂时的棋局记住，还要算出双方于取胜，急于赢棋。作为黑子我，每下一步棋，我都拼命在想，白子我将采取什么步骤。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只要另一个我走错一步棋，就兴高采烈，而同时对于自己的失利则火冒三丈。”

“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，事实上，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，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像的。但是您不要忘记，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，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，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，是一个早就想把他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。既然我别无所有，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，那么我的愤怒，我的报复心，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。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而我心里不是只有这另一个自我是我能够与之作战的吗，所以我在下棋的时候简直达到一种癫狂的激动的程度。起先我还心平气和、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，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，歇一歇，松口气；但是渐渐地，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。白子我刚走一步，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。一盘棋刚下完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，下另一盘，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，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。我永远也说不清楚，连说个大概也不行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，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——也许上千盘，说不定更多：‘快点，快点！’或者‘走啊，走啊！’——我现在自然非常清楚，我的这种状况已经完全是一种精神上过分紧张的病兆，我找不到别的名字来表示，只好给它一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知道的术语：象棋中毒。最后，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，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。我日益消瘦，睡眠不安稳，常做乱梦；每次醒过来，我都得特别使劲，才能睁开我那像铅一样沉重的眼皮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极点，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，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；但是，一开始下棋，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：我双手紧握着，走来走去，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红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，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：‘将军！’或者‘将死了！’”

“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形容的状况是如何变成危机的，我自己也说不上。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，有一天早上我醒来，感觉和平时不一样。我的身体似乎和我自己脱离了，我躺着，软绵绵的，很舒服。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惬意的疲劳感压在我的眼皮上，又温暖，又舒服，我一时竟下不了决心把眼睁开。我醒着又躺了几分钟，再享受一下这种沉重的麻木状态，感官愉快地毫无知觉，人懒洋洋地躺在那儿。我突然发现，好像听见身后有声音，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。您没法想像我的喜悦，因为我几个月来，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、刺耳、凶狠的话语以外，没有听见过别的话。我对我自己说：‘你在做梦！千万别把眼睛睁开！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，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囚室、椅子、洗脸架、桌子和那花纹永远不变的糊墙纸。你在做梦——接着做下去吧！’”

“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。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。真是奇迹：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，宽敞得多。窗户上没有铁栏杆，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，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，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，我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——可不是真的，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，这的确不是一场梦，在我床后有人在低声耳语。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，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。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，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，这是个看护，是个护士。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：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。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，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，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：‘安静点！请您安静点！’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——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？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间我、不折磨我的人吗？再说——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！——这还是一个柔和的、温暖的、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。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，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，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。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——是的，她在微笑，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，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，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。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。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。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，看看她，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。但是，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，却支不起来。原来我的右手，手指和手腕那儿，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，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。我起初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，莫名其妙，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，并且开始苦思苦想，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。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，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。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。”

“中午大夫来了，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。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氏，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，所以我立刻感到，他对我是一片好心。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，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：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，我说都不是。”

“‘奇怪，’他嘟囔着说，‘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。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。’”

“我便向他打听，我到底出了什么事。他异样地微微一笑。”

“‘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。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，’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，低声补充了几句：‘话说回来，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，是不是？’”

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，法西斯德同并吞奥地利，德军进入奥国境内。

我点了点头。